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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知道了。”愈彦嘴上这么答，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，就当场将说词演示一遍，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。张思文听了，表示满意。
“这次给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？”愈彦问道。
“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去的时候直接古来拿就好了。”张思文顿了顿接着说道。
愈彦点点头，表示领会。
“记住，凡事点到为止，过犹不及。老同志们身经百战，见识过的大场面多，千别把戏演过了。还有，在省里不要张扬，遇到熟人尽量躲开。”张思文再三叮嘱。
张思文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，让愈彦感动不已。他想，官做到张思文这种级别，有时也很难，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，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，可到了关键时刻，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，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。
如此说来，愈彦此次省城送礼之行，责任相当重大。曾几何时，愈彦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，极其反感甚至厌恶。
记得很小的时候，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议论，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鸡，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、款，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。那口气，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鸡，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鸡。后来读小学、中学，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戒之语，就是时不时威胁说，“要是不好好读书，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，才被村里推荐到乡办砖厂上班。”其实，那个王小二不过是砖厂里一个普通装卸工，完全凭苦力挣钱，可是让愈彦父母这么一说，就像他挣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钱。总之，在愈彦幼小的心灵里，早已播下仇恨送礼的种子。
山大学读书那四年，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流，一手现代诗做得行云流水，在学生会副主席、诗刊副主编等多个岗位上也非常卖力，加入党组织本来应该板上钉钉，可班上仅有的最后一个名额，却让一位经常往总支书记家拎板鸭的同学抢了。
经过如此重重打击，愈彦对送礼一度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，声称此生绝不染指。
“不会送礼的秘书，不是个好秘书。”张思文说这话时，愈彦刚跟张思文不久，乍闻此言，愈彦相当吃惊。他不明白，做好秘书与会送礼之间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。
当然，张思文话里的意思，绝不是暗示愈彦给他送礼，而是他需要愈彦明白送礼的重要与必要，以便日后随同他送礼时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，甚至有些礼还必须由愈彦代他出面。
“小愈啊，你当初在山大读过四年文学，现在我倒要考考你，这送礼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讲究？”第一次陪同张思文送礼归来，闲聊时，张思文如此发问。
“送礼之风，自远古即已有之，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”这种常识性问题，自然难不倒愈彦。既然是无事闲聊，又是张思文出题，他正好借机显示一番山大的史学功夫——古人一向崇尚“非礼勿施”“礼多不怪”，但这种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礼仪，渐渐被金钱物质之礼所替代，且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。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，大力抑制送礼贿赂恶习，不惜苛刑重典，包括剥皮抽筋之类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，可终究无法根治这一顽症。到清一朝，送礼不仅常见官员日记、信件、公文，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记载。
那时，仅仅属于法律规章许可、规定的礼数就有多种，比如，参谒上司，须备见面礼；凡遇年节，要送节礼；生辰喜庆，必致贺礼；题授保荐，当呈谢礼；升转去任，聊赠别礼。据史书披露，到康熙朝后期，一个两江总督，仅上任时收到的“见面礼”就有一万多两银子，相当于400多万元人民币。
而且，那时送礼，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，叫“敬”。当时的地方干部离京时，送给朝廷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银子叫“别敬”，夏天让上司购买清凉用品的钱叫“冰敬”，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钱叫“碳敬”，给领导妻女的称“妆敬”，给正上学读书孩子的“文敬”，还有“年敬”“节敬”等等。
什么样的官员一年里允许收几次礼，哪一级干部一任须送多少礼，几乎完全有章可循、有据可查，上自皇帝下至百姓，皆心知肚明，且形成了某种必须遵守的规矩。凡事一旦成了规矩，事情往往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——上头不收不行，下边不送也不行。
“这么说，如今送礼之风盛行，从历史角度考量，倒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反倒具有历史文化的自然传承与延续。是这样吗？”张思文又问。
愈彦当即被问住了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他没有想到，自己刚才的一通宏论，竟然被张思文巧妙利用，成为送礼陋习的一件华丽外衣。
他内心里不能赞同这种说法，却又无法辩驳之，感觉是被偷换了概念。事实上，当今官场的这种送礼之风，已经远离古代那种情义、礼仪与规矩，更与文化扯不上边儿。